离开北京后的随笔

应当庆幸自己能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以念大学的轻松方式度过四年。事实上念大学并不轻松，但相比于发生在北京的一切热闹活动，以及那里面人们「如何工作、如何恋爱、如何死亡」而言，被大学体制庇护着的北京之旅可谓悠闲。四年里，我偶有这样的感受，但是，当我重新回想和陈述北京的大学生活里的一样样事件，总能和「流放感」这个词相关联。加缪在《鼠疫》里用「流放感」形容全城人们在鼠疫威胁中的状态。在读《鼠疫》时，我不止一次地联想到我在北京的大学生活，尤其是大三后的生活，我清楚地感到，人与人「一方面深感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是多么必要，但同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这种热情，原来他们互存戒心，从而互相疏远」。

《鼠疫》发生的城市阿赫兰是一个十分平庸又纯粹的现代城市，人们在其中丧失臆想。虽然对于北京，有人认为有无穷的魅力，但在这生活较长时间的人也应当承认，北京的缝补式的发展总让人觉得缺失灵魂。我们会看到一个月前颓圮的裸砖矮房，在一个月后虽仍残旧却已变成「新」宿舍楼；会看到高楼大字和广告牌为了未经仔细设计的「清朗天际线」概念而被瞬间拆除；也会看到有的楼房和路面永远在建设中。而这里的上班族，在遗忘了这些后，永远非常理性地定在周一到周五费尽心力地赚钱。他们周末享受些许常人的乐趣——吃饭、看电影、参加一些知识分享会，或是在自家的床上发呆。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，他们在急切和麻木中相爱。他们的欲求像这个城市一样强烈而短暂。

在念大学之前，我不曾认识到生活的荒谬。虽也曾浅尝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，但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」几乎是我的座右铭。我不怀疑，只要我怀着一片赤诚去做的事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喜欢。我对生活抱有幻想。我有清澈的信念和无限的精力。这些东西后来我在毕业后见到的一些旧友当中也仍能见到。但是北京不一样，北京是个心灵鸡汤无法存在的地方。它甚至用理智的计算证明了性情不应该存在。当它叫我相信人常常在走弯路，当对集体的热情被唤作「圣母」后开始反省，当生活被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裹挟，当一次又一次不愉快的沟通发生，我知道，我也患了鼠疫。

这两年里总的而言，我变成了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的人。不再乐意帮很多小忙，对不公十分敏感，很容易就跟一切消耗我精力的人翻脸，我不爱集体，于是也不想去毕业晚会和班级散伙饭。没料到最终班里吃了两趟散伙饭，后一趟我去了，还喝了酒，还哭了。当时我在想种种负罪感，我并没有朋友，以及长大真的不愉快，以及我已经把大学生活过成想象中最好的样子了，为什么还是这么糟糕。

毕业后的假期我们总欣喜地以为有万千的思绪需要整理，但到头来所有的思路都会滞后，就像我们也包扎彻骨的悲伤一般。因为这种喜悦是烫人的，不能细细品尝的。直到某一天我读了加缪的《鼠疫》。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大夫在鼠疫爆发后，积极行动，日夜操劳。但这样的行动，对于里厄大夫而言不是牺牲精神，不是英雄主义，也不是「圣母」，用他的话来讲，叫做「诚挚」，因为他也早已像现在的我一样对生活不再抱有幻想。只是，里厄大夫却从对生活的悲观出发，反而产生继续采取积极行动的价值观。《鼠疫》的这一点非常触动我——人世间的我们大概无不经历着这样一场鼠疫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积极地去经历、反抗和感受。

豆瓣用户给《鼠疫》的评论写得比我好，他提到了西西弗斯的故事——「大家都听说过西西弗斯，那个被判处把石头滚上山的人，但是每快到山顶石头又滚回山脚下。加缪确认为必须假设西西弗斯是可能幸福的做着这件工作的，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，不可能更坏也不可能改善，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精神上的反抗和感受，在这种反抗中他通晓了荒谬生活的意义。实际上加缪在那本书里直截了当地说，既然生活本身是荒谬的，那么一切理想和追求都没有了意义，一切美好和高尚也一样，因为没有永恒也就没有必要为将来追求这些东西。我们站在荒谬生活的起点，唯一有意义的行动就是经历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希望生活得更好，而是生活得更多。」

离开北京后没多久，我就要到了美国。《鼠疫》即使已经读完两遍，仍旧把它作为唯一一本书放进了我的行李。如果我再回到大学，或者北京，或者再经历另一种「流放」，我可以依旧对生活丧失幻想，但希望保持着热情和关怀，谨以此种态度积极感受荒谬生活。